荣剑:“伟大的中国革命”之再认识--评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观文

作者:荣剑

导读: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观对于中美两国的革命史叙事均有重大和深远影响,迄今为止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遭遇过严肃的批评。美国对中国的长期误判在一定程度上亦是来源于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叙事,在其主导下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庞大著述,几乎是每一个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必读的参考文献,由此形成的关于中国认识的连续性是不言而喻的。本文试图重新审视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观,探讨其问题所在,进而展开对中国革命的再认识。需要特别提醒读者的是,本文最后一个注释是说明费正清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修订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新史》(这是费氏唯一一本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著作),对中国革命有新的认识,由此体现出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勇于自我反省的精神。本文是作者世纪批判三书之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先行发布,以飨读者。


费正清的历史性著作《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曾被《时代》周刊誉为是“讲述中国革命的最佳著作”。(1) 鉴于作者在其一生中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与演化以及制度变迁进行了无与伦比的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冲击—回应”等理论分析框架,从而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他的任何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都是值得重视,都应成为一项新的研究的思想和知识前提。即使从批评性的立场出发,如柯文在他的著作中对他的老师费正清所主导的中国研究的三个思想框架——冲击—回应框架、近代化框架与帝国主义框架——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认为这三个分析框架“都受同一弱点的制约:即受渊源于西方的关于历史理应如何发展之假设的制约,以及同样渊源于西方的历史为何按此发展或不按此发展的一些固有问题的制约。”(2)但是,这些理论性挑战——“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量”,并非完全是否定性的,而毋宁如费正清所说,是站在前辈人的肩上,直面新的问题,深化对固有问题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个判断,本文在展开对中共革命与中国左翼运动的关系的研究时,不能不重新审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主流的中国革命叙事。

“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在什么意义上呈现的?费正清有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西方世界的革命,一般说来,首先是政治变革,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改变,这种变革有时也使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改变成为可能。但是,他非常怀疑:“当人们讲到中国的‘革命’时,是否忽视了一个根本点,就是中国不仅进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而且确实在进行整个文化的转变。”(3)费正清或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用“伟大的革命”来概括中国整个现代历史过程,不仅是恰当的,而且是“激动人心”的。(4)按照他的“冲击—回应”理论,中国在20世纪所发生的革命性变迁,产生于19世纪的灾难,根源却是在18世纪,为此他在一百八十五年的时间框架里(1800—1985年),将其间发生的五个重大变革视为是中国革命进程的主要组成部分: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5—1928年的国民革命,1945—1949年的国共内战,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依照费正清所描述的这个连续不断的革命进程,“伟大的中国革命”是起始于18世纪的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危机,在19世纪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巨大外部压力时爆发了,进而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的失败之后,终于在国共内战中决出结果:“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和新的全国性政权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成就。”(5)由此可见,在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叙事中,中共成了中国漫长的革命进程的最后继承者和完成者,这套叙事显然与中国的左翼历史叙事和中共党史叙事达成了某种共识。

李剑农在1942年撰写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6),被费正清评价为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最清晰的唯一全面的评述……对于西方的研究学者来说,作为一种可靠的纪事史和重要资料的简编具有重要的价值。”(7)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建构的百年史观也是以革命为导向,把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中国近现代进程描写为一个革命的连续剧,它的第一幕就是“洪杨革命时代”,即太平天国革命。虽然李剑农把历史已有共识的“洪杨叛乱”赋予革命的名义,但他还是精辟地指出了“洪杨革命”的实质,一是尊奉天主,二是排满,“概括地说,就是将神权主义与种族主义融合为一。”(8)因此,在李剑农看来:“太平天国在形式上对于中国的宗教、政治、经济,仿佛都是革命的,但在精神上,这种革命,实在不是合乎现代精神的革命。”(9)那么,什么才是“合乎现代精神”的革命?是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抑或是共产革命?在李剑农的著作中没有答案,他给读者呈现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由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所构成:戊戌维新变法,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斗争,满清政府的覆亡,中华民国的成立,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的对抗,帝制运动与反帝制运动,护法战争,联省自治与军阀混战,国民党改组与国民革命,这些发生于1940年代以前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的确决定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巨大变化,但它们是否就可以构成“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内容?应该打一个问号。按照费正清的说法:“从1800年以来,中国革命是一种打破旧枷锁的斗争。”(10)在作出这个判断时他是否意识到了,在每一次政治动荡以革命的名义打破了旧枷锁之后,新的统治者很快就为整个社会戴上了新枷锁?这可能是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叙事需要回答而没有回答的重大问题。事实上,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困惑:“一个令人烦恼而被人忽略的问题:1800—1985年间的中国,在政治上(技术以及思想方向有很多现代化,姑且不论)究竟处在朝代循环的什么位置?”(11)是“它同元明两朝过渡时代的朝代‘循环圈’有着共鸣”?还是说“它同法国的、英国的或苏联的社会主义有着共鸣一样”?(12)中共革命的“创造性成就”是否真的如它的领导者所言打造出了一个新中国?对于这些问题,费正清还是保持着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特有冷静与敏感,他认为毛作为中共革命的主要领袖,“感染了皇朝创业者和革命者的致命通病——只顾向前快跑。他领导中共获得政权的那种战斗精力,变成了一种他用来破坏它的蛮劲。总之,他是属于王朝统一者式的伟大传统人物。”(13)这表明,费正清在设法调解他所定义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与革命的领袖以及革命后的统治者之间的深刻悖论时,并没有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他没有从根本上回答: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究竟何在?漫长的连续不断的革命进程究竟为中国创造了什么?

在中共党史叙事中,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来源于“反帝”和“反封建”这两大历史诉求,它们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必然也要上溯到1840年英国对满清政府发动的鸦片战争,这与中国左翼史学和美国费正清史学在革命发生学上达成了一致,至少在时间上它们都共同认为,20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的真正源头必须在19世纪甚至在18世纪的国家危机中去寻找。胡绳的代表性著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历史叙事方面与李剑农和费正清的史实陈述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他只是更为详尽地描述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遭遇到的来自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巨大外部压力,同时将国内所有来自于底层的反抗——不管是太平天国起义还是义和团运动,都纳入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谱系中。胡绳认为:“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都含有反对外国侵略者、反对封建势力的意义,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确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14)这个“比较更完全的意义”是胡绳根据毛的指示对辛亥革命所做出的基本结论,毛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的”革命。(15)按此叙事逻辑,中共领导的共产革命则一定是在“更完全的意义”上完成了辛亥革命所没有完成的任务,毛在这篇重要文章中宣称:“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16)毛关于中共革命的这个基本判断,是否为费正清所阐释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革命是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总体化进程,中共革命的自我定位是否也成为了费正清对中共革命的学术定位?

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叙事,实际上只是书写了中共革命的前史,辛亥革命的失败意味着其后的历史进程是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过是中共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代名词。(17)中共党史的另一个权威人物何干之在1956年主编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是中共革命史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导言明确断言:“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着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历史,是已经经历了四次革命战争时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正在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18)该书把中国“现代”起源的标志设定为五四运动,同时把五四运动直接视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起点,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既视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也视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何干之和他的合作者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胜利,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的典型,革命的胜利进一步削弱了帝国主义阵营和加剧了资本主义总危机,使世界两个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变化,极大地鼓舞了和援助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因此,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的。”(19)

费正清对以胡绳、何干之为代表的党史叙事的所有既定结论肯定会保持异议,他的中国革命叙事未必是中共党史的美国版,尽管他把文化革命作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区别于英美革命的一个核心标准,但他还是毫不留情地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任何观点看,都是历史上最离奇古怪的事件之一。”(20)他不能理解的是,这场有一亿人积极参加、影响到五亿人的超大规模的运动,是如何在初期由中央统一领导?或许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显而易见的灾难性后果,让他不得不谨慎地用“伟大的”这类修饰语来定义中共主导的革命进程,同时让他意识到了毛力图通过革命来实现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结构以及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并不成功,“这意味着中国尽管有了令人瞩目的现代化成就,但仍然面对着社会革命的问题。”(21)如此看来,中国漫长的革命进程——从太平天国革命到中共革命,并没有如费正清所期望的那样,真正完成它应该完成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目标,并没有真正推动中国从王朝循环的轨道上摆脱出来而进入到现代化进程。

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认为“当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根本原因,主要源自西方的新兴力量与本土传统习惯及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互动,”(22)这条定律用来解释中国因于外部的巨大压力而发生内部变革,至今仍然有着不竭的理论效力。不管中华帝国在19世纪初期已经显露出非常沉重的内部危机,如果没有来自于西方国家从鸦片战争以来持续不断的冲击,中国的内部动荡或变革是否会转化为一场革命并导致最后一个王朝的覆灭,犹未可知。但是,费正清基于“冲突—回应”的理论框架来描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革命性变迁,显然并没有清楚地界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尤其是过高地估计了中共革命的意义。李剑农的革命叙事至少是质疑了天平天国革命是一个缺少“现代精神”的革命,依据此逻辑实际上可以进一步追问其后发生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的“现代性”意义。如同美国学者沙培德在他的著作中所概述的关于辛亥革命的三个不同看法:“(1)革命者的革命;(2)兴起中的资产阶级的革命;(3)城居士绅的革命(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场‘革命’)。”(23)这表明,中国革命的“革命性”和“现代性”是需要重新思考的,包括对中共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的追问与审视。

现在有必要重新回顾历史上的一场重大争论。1960年,卡尔·魏特夫对本杰明·史华慈首创的“毛主义”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进而质疑康拉德·布兰特、史华慈和费正清共同编著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对中共革命以及毛的思想的基本定位。史华慈在他的“老师和向导”费正清研究的基础上,创造了“毛主义”这一术语,以区别于斯大林主义,认为“毛泽东的独创性”在于,一是背离了莫斯科的教条和指挥,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偏离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二是发现了农民的历史作用,“把农民运动作为革命的阶级基础”(费正清语),“农民本身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史华慈语)。对此,魏特夫针锋相对地指出,“毛主义”只是一个传说,“《历史文献》的作者在1951年至1952年创造了‘毛主义’的神话”,(24)即把“毛主义”塑造为一个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魏特夫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话来证明他们从来就没有忽视过农民的历史作用,同时他用毛的话来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中国革命的)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提出来的,”(25)包括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是来源于斯大林的指示和启示。魏特夫之所以在1960年质疑费正清和史华慈在1951年至1952年的中共革命史研究,就是因为在此时发生的中苏论战让许多美国学者偏向于站在中共一边,“毛主义”的神话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地缘政治对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客观而论,魏特夫在学理上对费正清和史华慈的质疑未必都是合理的,中共革命在历史上独立于苏俄模式以及领导农民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确是中共革命之所以成功的核心要素,在事实判断层面,可以说中共革命的胜利是对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一个“创新”,中共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夺权道路的确与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起义为中心的夺权道路有着重大差异。魏特夫批判性视野的重要性在于,他提醒人们:“中国共产主义和它的苏联模式与对手一样,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差别,“毛主义”并未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苏联模式“离经叛道”。在中苏两党严重对立之中,魏特夫关注的是“中国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与苏联的关系是什么?”以及“近来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之间的冲突又意味着什么?”在魏特夫看来,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认真地探讨“极权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战略”,尤其是在美国流行的对中国J权主义革命的研究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现在的形势需要纠正这种贫乏的状况,也需要一切善意的人们共同合作,不管他们以前有过什么分歧。”魏特夫特别强调:“昨天的错误可作为我们观察明天的借鉴。”(26) 

史华慈当然不会接受魏特夫把他发表于1951年的代表性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打入在“昨天的错误”的清单里,更不会承认他和费正清、布兰特共同犯下了一个“并非偶然”的错误——“它已给我们与世界共产主义的斗争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恶果。”(27)史华慈认为,《历史文献》和他的书“一贯强调了中国共产主义中列宁主义的不变真理”,(28)他之所以提出“毛主义”这一概念,并赋予其和斯大林主义等量齐观的“语义学意义”,是因为“主义”不仅意味着这是毛和斯大林所阐述的战略和策略,也可以理解为是他们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革新家”的主张,最后可能指同旧教义的真正背离。(29)史华慈在面对魏特夫的挑战时为自己所做的辩护是成功的,他没有否认而是认为“毛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永恒原理”的统一性,认可毛泽东曾经是一个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但是这些认知并没有妨碍他阐述这样的看法:

“列宁主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其总的趋势是走向分裂,而不是像它的正统支持者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丰富’和‘深化’。由此,我们主张,在党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主义在行动上的异端意味着这个分类过程的另一个重大举措。然而,尽管这个趋势是朝向分裂,我们依然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他核心原理仍然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完整生动的原理。”(30)

史华慈在1951年对中共革命和“毛主义”的研究反映了“费正清史学”对于中国问题的一般看法。费正清在回顾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的对华政策时,首先提到的是“美国对于中国形势的严重无知”,尤其是对于中共方面的情况几乎完全是空白,除了那几个到过延安的观察家(包瑞德、谢伟思、卢登等),对于中共的乐观精神和决心有点感觉之外,美国整体上“表现出对中国实际完全没有理解”,“结果是中共的力量完全被低估了”。(31)除此之外,在费正清看来,美国先入为主的反共产主义的偏见以及对于极权主义的厌恶情绪让美国公众陷入在“稀里糊涂”的情势中,“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在过去历史中有深刻根基、并对未来起着旋转乾坤作用的革命。”(32)正是基于这两个基本判断,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叙事一方面是要填补美国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巨大认识空白,另一方面是要向美国公众讲述一个“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描绘了中国的两个形象,一个强调今天中国同它长期过去历史的连续性,一个强调革命变革和创新的新颖特点。”(33)费正清主导的学术共同体,几十年来一直在致力于完成这两个基本的历史使命,始终把中国置于传统与变迁的关系之中来估量中国革命的性质与意义。如果说费正清是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奠基者,开拓的是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宏观的研究范围和长时段的历史进程,那么,史华慈则是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对中共革命进行了先驱性的研究工作。柯文、梅谷(Merle Goldman)和麦克法夸尔公正地评价了史华慈关于中共革命研究的理论价值:“直至今日,《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不仅仅在共产主义运动比较研究领域,而且在政治史与思想史领域,也仍然是先驱性的研究。在特别复杂的政治、个人、国际语境之中,他分析了20年代早期几十年中发生的意识形态争论与思想争论。他是第一位通过数量巨大的文献,向人们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决不仅仅是斯大林与苏联的傀儡,而具有他们自己的办事主见。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随时都会与莫斯科决裂,只要它的秩序与他认为的中国实际发生碰撞。”(34)

对于费正清学术共同体所开创的美国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卓越研究成果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他们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和在以后时代不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不仅仅是柯文对“冲击—回应框架存在的问题”的质疑值得重视,(35)而且,对于魏特夫提出的中共统治模式与其斯大林主义母体之间的深刻而复杂关系的洞察同样值得重视。从费正清到史华慈,虽然他们对中共革命的历史局限性提出过批判性的看法,尤其是对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予以否定,但他们显然过高地估计了中共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当然,也过高地估计了毛的“独创性”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离经叛道”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费正清认为“毛泽东的丰碑”是建立在农村,高度评价中共建政之后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36)这个判断显然和中国农民在持续经历从土改到合作化运动再到人民公社运动过程中所遭遇到巨大灾难相去甚远,尤其是和中国农民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中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史华慈认为毛泽东是“20世纪的伟大的政治领袖”,“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极大贡献的人”,“他的名字将流芳千古”,(37)这类充满感情色彩的评价和他对“毛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也是存在着很大距离。魏特夫为此指控费正清和史华慈在1952年创造了“毛主义”的神话,并非没有道理。时至今日,这个神话依然还没有完全被打破。

约瑟夫·列文森在他的《儒教中国及其历史命运》这本重要著作中认为:“培育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学家的历史并非是这些历史学家所能写出的历史。他们所研究的历史与他们研究出的历史并不能完全符合。”(38)这个批评是不是同样可以用来针对费正清学术共同体关于中国革命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按照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理解:“历史始终是一门正在形成、正在被超越和需要重头开始的科学。” (39)这是不是意味着所有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包括“费正清史学”都需要重新开始?费正清直至生命的最后几天都在修订他的中国史——《中国:新历史》(China:A New History),并对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发表了前所未有的新见解,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行动,他不仅是在为自己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也是在为后人搭建前进的桥梁。(40)国史已旧,其命维新,中国革命史是需要不断重新认识与重新评价的历史,本文首先从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叙事中那些需要被“超越”和“从头开始”问题出发,旨在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史的一个新问题:中共革命与中国左翼运动的关系,致力于探寻中国的左翼运动是如何在中共革命的光谱中日趋丧失了自己的本色,最后从革命的同盟者沦为了共产主义的附庸。这也算是对费正清史学“冲击”的一个建构性和反思性的“回应”。


本文注释:

(1)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扉页。(2)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序言,第57页。黑体字系作者加注。(3)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49页。

(4)  同上书,第50页。

(5)   同上书,第329页。

(6)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以近百年为范围,从鸦片战争时起至甲午战争时止,该书前身为《最近三十年政治史》,写于1930年,从戊戌变法述及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两书合印为一,出版于1942年。(7)  参阅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煤炭工业出版社,2018年,封四。(8)  同上书,第62页。

(9)  同上书,第63页。

(10)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438页。

(11)   同上书,第433页。

(12)   同上书,第434页。

(13)  同上书,第437页。

(14)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05页。

(15)  转引自同上书,第905页。《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667页。

(16)  同上书,第663页。

(17) 胡绳在1981年出版了他独立完成的著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后大概20年,即在2001年,由他生前组织的一个课题组,出版了《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部新的著作,该书显然力图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时间和思想上衔接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共革命的宏大叙事。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不是一本纪事体的历史著作,而更像是一本历史哲学的思考录,从出版记录来看,《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本著作并未完成,这或许是因为胡绳于2000年去世的缘故,或许是因为胡绳晚年对中共革命有所反思,他对中共过早放弃新民主主义路线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党内的民粹主义和“左派幼稚病”使党偏离了正确路线,从而犯下了极端冒进的错误。

(18)  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第1页。

(19)   参阅同上书,第374-375页。

(20)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378页。
(21)   同上书,第431页。(22)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张源、顾思兼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3页。(23) [美]沙培德:《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高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5页。(24) [美]卡尔·魏特夫:《“毛主义”的传说》,陈葆华译,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传说”的传说》第四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246页。
(25)  同上书,第245页。(26)   参阅同上书,第248-249页。(27)   [美]本杰明·史华慈:《“毛主义”传说的传说》,刘玉昕译,参阅同上书,第250页。(28)   同上书,第250页,参阅本杰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4-187页。(29)    参阅同上书,第251-252页。(30)   [美]本杰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85页。
(31)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321页。(32)   同上书,第321页。(33)   同上书,第444页。(34)   [美]柯文、梅谷、麦克法夸尔:《怀念史华慈》,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547页。(35)   柯文对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框架”的主要质疑是,他认为根本不存在着一个“整体的西方”,“西方”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包括美国,亦是存在着文化内部的种种变异,所以,“‘作为整体的西方’从来没有对任何社会产生过任何冲击。”参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4-5页。(36)   参阅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离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426-430页。(37)   参阅萧延中等编著:《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二卷,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38)   [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家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5页。(39)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40)  《中国:新历史》“新”在何处?费正清在自序中写道:“从换新的角度,以新的资讯为依据,来看中国悠久历史,看中国多管道的改革、动乱、革命,以及在近一百年中极大成功与惨败的记录,我们或许看得出将塑造中国未来并且影响吾人未来的长期趋势与现有条件。”余英时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认为:“他的书名叫做‘新史’,这个‘新’字恐怕在潜意识中含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意思,特别是有关中共政权的历史论断。我曾指出,他以前把中共的兴起定性为‘不可能被压制的’一种‘革命运动’,因为它体现了‘农民解放和五四以来所揭橥的民主和科学种种理想’。但在这本《新史》中,他已把中共政权看作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版了。他也承认,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渐导使中国现代化,而中共的兴起也并不是‘不可能被压制的’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的改变。”余还提到,费正清曾经承认,西方汉学家们有一种职业病,大概出于“第二爱国”或“爱中国”的心理,即不肯暴露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的坏处。余为此引述了费正清在书的附注中特别加的一条“夫子自道”:“我在1972年十月号《外交季刊》的一篇文章说:‘毛泽东的革命’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是数百年来仅此一见的‘最好的事’。”余评论道:“这样公开的自责,确表现了学人的良知。”参阅费正清:《中国:新历史》,薛绚译,台湾正中书局,1994年,费正清自序,余英时序。

来源:一宅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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