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历史,再度面临重大的转折

作者:荣剑

——《评汪晖的中国革命史观》前言

导读:我于2020年5月至12月,连续撰写了批评汪晖著述的五篇文章,其中第五篇《为革命招魂?——评汪晖新著<世纪的诞生>》,长达五万余字(点击这里查看本文全文),今年9月在台湾《思想》杂志第43期上全文刊布,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汪晖的系列性批评,是我计划中要完成的“世纪批判三书”之第一卷“左翼共同体批判”中的一章,也就是从左翼共同体的历史逻辑中来观察和评价汪晖理论著述的性质及其与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承蒙纽约博登书屋的垂青,将这五篇文章以《为革命招魂?——评汪晖的中国革命史观》为题,先行编辑成书,以中英文版同时向全球出版发行。本文是专为此书写的前言,与后记一并发表于此,以求教于方家和读者。


法国当代史学家尼古拉·巴弗雷(Nicolas Baverez)在为雷蒙·阿隆的回忆录所写的序言中,引述了汤因比的话“历史,再度面临重大的转折”,这也是雷蒙·阿隆喜欢引用的话。这话提醒人们:“历史既非线性的也不具有连续性。构成现代世界的各种动力——民主运动、资本主义、民族和帝国、战争——都不具备永恒不变的要素。它们都是历史现象,是变化不息的。对这些历史的转向时刻加以解释并从其结果中得出教益,这极其重要,却也十分困难。”[1]正是基于这个历史判断,巴弗雷高度评价雷蒙·阿隆在历史的多个重大转折时刻“对20世纪节奏性发生的大动荡有超前而且准确的理解”,这种历史的洞察力来源于阿隆始终秉持的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坚定立场,来源于他从不相信有任何宿命可以证明仇恨和暴力会重新主宰一切,他深信理性是人们最终能够从全球化时代对民主和自由的迷惘中走出来的唯一力量。巴弗雷有理由认为:“雷蒙·阿隆的思想遗产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世界的这种巨大转变。”[2]

我必须坦承,我是一个阿隆式的自由主义者,他对“左派的神话”、“革命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的深刻批判,对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共享的意识形态基础的毁灭性打击,以及几乎以一己之力对法国长期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左翼阵营进行持续不懈的对抗,为我展开对中国当代思想的批判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阿隆写道:“在当代,尤其是自1930年的大危机以来,在左派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也就是被就读于欧美大学的来自非洲、亚洲的大学生带回本国的那种观念,带有一种教条色彩不浓的马克思主义的痕迹。左派以反资本主义者自居,并把生产工具的公有化、对称为托拉斯的经济的集中以及对市场机制的不信任等等,拼凑成一个混乱不清的综合物。在单行道上向左靠,即意味着向国有化和收入均等的方向努力。”[3]用这段话来观照中国新左派及其代表人物汪晖的理论著述,不能不感受到阿隆的思想在穿透了21世纪中国的政治屏障时依然充满着张力。本书收集的五篇批评汪晖的中国革命史观的论文,可以说就是在阿隆的精神感召下以及借助于他所提供的关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经验,为中国再度面临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而写。在斯大林主义随着苏东体制的彻底崩溃而被埋进坟墓之后,共产主义的幽灵依然还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为革命招魂的声音依然还响彻在“新时代”的夜空下,这就意味着阿隆所开创的对“左派的神话”、“革命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的世纪性批判依然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为此,我愿意踏着阿隆的脚步,向中国当下的国家主义话语霸权以及一切致力于为暴力和专政提供新的合法性证明的理论发起挑战。

汪晖作为中国新左派的思想领袖在国内和国际均获得了重要影响,他在近三十年里发表的一系列著述,充分借鉴了欧美国家的左翼思想以及基于第三世界历史经验的后殖民与后现代理论,建构起一整套抵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与欧美政治制度的宏大叙事。1997年,汪晖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标志着中国新左派的正式出场,该文在批判“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启蒙主义以及当代形态”的同时,首次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另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其意义不仅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塑造成一个推动世界现代化的理论先驱,更重要的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本的毛泽东思想视为“反现代的现代性理论”,认为毛的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也是对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正是从这个前所未见的“理论创新”出发,汪晖试图从毛的思想资源中重新建构出中国区别于西方的现代性模式,提出应该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中走出一条“中国道路”。[4]2004年,汪晖出版了三卷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该书更为系统和庞杂地展开论述了他的“反现代的现代性理论”,通过反对欧洲中心史观——植根于19-20世纪欧洲的知识传统中的帝国/民族-国家二元论,重新为中国的“帝国叙事”寻求历史合法性,作者特别强调源于帝国传统的“现代中国”的兴起不能完全按照欧洲普遍主义的知识框架来加以认识,当然也就不能照搬源于欧洲的现代化模式。基于这个叙事逻辑,“现代中国思想”未必就是西方国家自19世纪中叶以来输入到中国的那些普遍性“公理”,为什么就不能是中国早已有之的“天理”观或“时势”的概念?汪晖选择从宋代开始言说——从理学和心学开始,以及特别强调以“内在的视野”把理学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联系在一起,就是要突显出中国的帝国模式在宋代已具备了现代转型的内在动力,由此证明中国“反现代的现代性”早在欧洲公理观主导的现代性模式侵入中国之前已具备了思想基础。[5]

汪晖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展开中国现代性论述,适逢世界整个左翼运动因为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彻底崩溃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他意识到了“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已经成为过去”,而且他也认识到了“作为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或者作为中国现代性的主要形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样导致了社会组织、特别是国家对人的专制,甚至较之于资本主义更为严重。”[6]因此,汪晖最初在建构中国现代性的理论体系时是试图将自己定位于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角色,[7]既是作为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批判者,质疑诸如“历史已经终结”这类预言的有效性和现实性,同时也试图扮演一个从1980年代末期的政治暴风雨中幸存下来的悲情讲述者,谨慎地与他赖以生存的体制保持着一个必要的距离,这也是他获取西方世界同情和支持的必要前提。于是就有了汪晖在西方左翼思想谱系中的固有形象,那是西方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历经二百年时间所塑造出来的思想斗士的形象——勇于挑战权威,同情弱者,永不屈服于任何政治统治者,始终如一地为实现自由、民主、博爱而奋斗。汪晖因为他直截了当地批判西方自由主义的理念以及他在特定的语境(比如欧洲的某个国际会议上)中扮演一个被专制政府迫害的批判者角色,由此成为西方左翼运动的天然同盟者,并经由他们的学术授权或认可而成为中国新左派无可替代的思想领袖。

因此,近三十年来在欧美左翼的思想论坛上可以经常看到汪晖发表演说的身影,他不仅被看作是中国新左派的代表,而且也被看作是一个从专制国家中脱颖而出的自由言说者,那些在中国远比汪晖承受着更大的政治压力且已经被官方彻底剥夺了言论与出版权利的自由知识分子,则在西方的学术体制中同样变得无足轻重。欧美国家一些著名大学的出版社竞相出版汪晖的专著,甚至有一些重要的学术奖项被颁发给汪晖,以表彰其在建构中国话语以对抗西方自由主义话语时所作出的特殊贡献。2013年,汪晖与德国著名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同获“卢卡·帕西奥利奖”(Luca Pacioli Prize),颁奖人威尼斯大学亚洲及地中海非洲研究所所长李雅集(Tizina Lippiello)称汪晖教授的代表性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宏伟巨著”或“纪念碑式的作品”,认为该书“极具挑战性地、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对现代性问题的追问,并从亚洲视野——或更准确地说,从中国视野——观察整个世界。……提供了一种能够超越欧洲及欧洲中心主义典型视角的叙述。”[8]2018年,汪晖获得德国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安内莉泽·迈尔研究奖”(Anneliese Maier Research Award),颁奖机构德国哥廷根大学称:汪晖教授“不仅仅是一位在中国学界及社会政治讨论中极具影响力的学者,更在世界各个地区都受到认可,”“他对中国与世界现代性的批判性思考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力。”[9]由此可见,汪晖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同时置于欧美左翼的思想框架和中国从宋明理学直至毛主义的思想史脉络中予以解说,获得了西方左翼思想共同体的高度认可,他的理论成果在欧美左右对抗的思想语境中成为左翼阵营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甚至具有了独树一帜的意义,以至于汪晖在国内因为他的“抄袭”事件而面临着严重的学术信用危机时,居然有上百个西方左翼学者公开出来声援汪晖,认为对他的抄袭指控是一个蓄意陷害。[10]

与汪晖在西方思想世界的凯歌行进相比,他的一系列理论著述在国内并未遭到根本性挑战,虽然他自己曾不断地向新闻媒体抱怨他是“20年来被攻击最多的知识分子”,但这些“攻击”多半是围绕着对他的道德评价而展开。“《读书》评奖事件”(2000年),“《读书》换帅事件”(2007年),“汪晖抄袭事件”(2010年),几乎每一次事件都不是单纯的学术事件,来自于批评者的道德批判远远大于学术批判,或者更准确地说,批评者是期待通过道德批判来摧毁汪晖的学术公信力和学术成就。许多自由主义学者正是在这些“事件”之后,自以为是地在道德法庭上宣判了汪晖的学术死刑,他们普遍认为汪晖冗长晦涩的行文、东拼西凑的理论和语病百出的修辞导致其著作根本不值得评论,由此对他的所有理论成果均采取了“不看、不议、不批”的立场,他们以为只要忽视了汪晖的存在就可以彻底消解他的影响力。不客气地说,自由主义学者对汪晖的著作采取这种鸵鸟式态度,完全是一种“右倾逃跑主义”,是自欺欺人的“阿Q胜利法”,是既无理论勇气也无理论能力的表现,亦是缺乏一种历史的责任意识和对大是大非问题的终极价值批判。

由于自由主义学者自动放弃了与汪晖的正面交锋,使得汪晖的理论在中国的思想和知识场域如入无人之境,在近三十年里从未遇到过全面系统的学术批评,这个状况该终结了。台湾《思想》杂志在第43期发表了我的长篇批评文章《为革命招魂?——评汪晖新著<世纪的诞生>》,编委会在“致读者”中指出:

“汪晖教授堪称当代中国最受瞩目的思想家之一,在华人读者之间如此,对西方左派他更是中国新左的代表人物,备受重视。但是他的大量著作,虽然阅读者众,却少见到认真、深入、可信的解析与批评。与他的影响力相比,这种缺乏批评的状况并不正常。成因当然很多,包括了汪晖理论文字艰涩、纠结、冗长(其实读他一些纪念师友的文章,你会发现他完全写得出动情、幽雅,令人低廻的作品),但主因还是当前体制下言论与出版受到的层层拘束,已经封闭了公开讨论的环境。这种情况,对中国思想界的伤害固然深重,但汪晖只能在同温层里听到附和的回声,也会感到遗憾吧。汪晖在2020年出版了《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是他计划中《20世纪的中国》三卷中的第一本。这本书的主旨是说明,从近代西方的角度看,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苏东乃至于西方世界固然归于失败,但因此弥漫在西方左派之间的悲观幻灭是错误而且多余的。只要转换视角,就会看到中国革命已经成功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另一条道路,缔造了新的形势与价值系统。因此20世纪非但不以社会主义失败而告终,反而是‘世纪的诞生’,这个世纪看到了一种由中国在漫长过程中摸索出来的革命政治。汪晖的原创论点之一是用‘人民战争’阐释中国革命政治的主要面向。他强调人民战争缔造了新的‘政治主体’。中国革命的主体不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三等级,不是马克思主义‘去政治化’的无产阶级,而是一种由革命政党在动态的政治关系(包括土改,党与群众互动,生产、行政与军事的结合,文化革命)中塑造的‘人民’。极简言之,汪晖志在复苏中国革命史,将中共从‘执政党’的迷惘中唤醒,撑起‘人民’的名义继续革命。如何评价这一套复杂的论述,对该书读者将是艰巨的挑战。”

对于《思想》杂志将汪晖定位于“当代中国最受瞩目的思想家之一”,我相信大多数中国自由主义学者绝不会认可,但他们应该听一听《思想》杂志总编辑钱永祥先生的忠告:“本期荣剑先生以长文提出了负面的评论。他的阐释是否准确,他的严厉批评是不是公平、有效,读者必须自行判断。20世纪革命的经验堪称丰富而又沉重,有鉴于其代价之高昂,任何对革命的反思都有其价值。因此我们要肯定汪晖与荣剑各自的努力。话说回来,20世纪革命政治两个最关键、也最难回答的问题,殆为如何计算革命的人命代价,以及如何巩固这种政治的运作条件。毕竟,寻觅可行的制度与道德上的正当性依据,乃是政治思考最真实、也完全无可回避的任务。”针对一些人质疑他对汪晖的评价甚高,钱永祥先生认为:“我并没有‘对汪晖评价甚高’;我是对他的‘重要性’评价甚高。”这个话点到了问题的要害,我的理解是:汪晖的重要性就在于他的理论建构不仅仅是他的个人学术偏好,他的理论实际上代表着中国当下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高水平。尤其是汪晖的新著《世纪的诞生》,将他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进行的关于中国“反现代的现代性”的宏大理论叙事,又进一步推向了“中国世纪”的高度。如果说他之前的理论重心是要为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或“独特性”辩护,为它们寻求在世界现代性谱系中的一席之地,向世界宣布中国现代性具有和西方现代性相同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那么,在《世纪的诞生》中,汪晖是要在欧美左翼知识界普遍沉陷于对20世纪革命的反思、自省、批判或绝望之际,立志于通过三卷本的理论建树来完成一项宏大的历史使命:在革命的颓势中重振革命的信心,将共产主义“失败的历史”重新置于“漫长的中国革命所缔造的新秩序及其价值系统中”,其意义不仅在于为逝去的革命作出迟来的辩护,而且是通过对中国革命独特性的确证来进一步重构它对世界的普遍性。汪晖要向世界宣布: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及其模式才是世界普遍的现代性模式,中国历史就是世界的普遍历史。总之,汪晖基于中国革命和政治的逻辑所构想的中国世纪的诞生,是一个关于中国革命既要解放自己也要解放全人类的新的理论版本,是一个试图用“中国方案”或“中国经验”来解决世界的世纪性问题的新乌托邦计划,是一个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为革命招魂的宣言书。

对于汪晖在近三十年里所完成的把“中国叙事”从现代性的特殊话语重构为世界普遍性话语的宏大理论工程,西方左翼思想共同体会怎么看?萨特和霍布斯鲍姆如果还在世,他们能不能接受汪晖对20世纪革命史的改写——俄国十月革命并没有失败,中国革命还在发扬光大十月革命的基本精神与传统?哈贝马斯、巴迪欧和齐泽克能不能接受汪晖按中共统治模式为“去政治化”的西方政党政治设计的“超级政党”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依靠“人民”主体的授权可以让一个政党永远执政?沃勒斯坦和阿瑞吉能不能接受在美国的霸权体系终结之后用“中国模式”来取而代之——这一模式依然坚持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充分相信社会主义必定要在全世界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西方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各种基金会还会为汪晖所宣扬的革命史观、人民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世纪等一系列早已被它们普遍抛弃的理论而再次向他颁奖吗?当然,对于汪晖来说,他已经不需要再继续扮演西方左翼阵营中一个小学生的角色,他在自己的新著中指责了霍布斯鲍姆只是从“欧洲视野”而不是从“中国视野”来勾画“短20世纪”,没有把苏俄的十月革命尤其是中国革命置于20世纪的中心位置,没有从“中国经验”出发把中国革命视为“短20世纪”的起点;同时,他也指责巴迪欧丧失了革命的信心,把苏东体制的崩溃视为共产主义两个序列失败的标志,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以及“中国世纪”给人类共同体带来的新希望。所以,在我看来,汪晖的理论雄心是要在西方左翼思想阵线中完成一次理论突破,他要在霍布斯鲍姆架起的梯子上宣布:带着过往的悲悼重新叙述“失败的历史”并不可取,因为支配20世纪的中国革命和政治的逻辑还在,“世纪”是属于中国的。

托马斯·索维尔在他撰写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引述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个看法:“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会有某个知识分子可能相信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相信那些理念。”索维尔引述这个看法是想提醒人们,在20世纪,几乎没有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缺乏知识分子支持者,这些独裁者不仅在自己国家而且也在自己国家以外的民主国家拥有知识分子支持者——“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有各自的崇拜者、捍卫者和辩护者”。[11]汪晖算不算是这些崇拜者、捍卫者和辩护者中的一位?他的革命史观和对20世纪革命史的重构,不就是要为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和垄断一切权力的无产阶级专政提供全面辩护吗?他所构想的革命和政治的逻辑难道和独裁者的统治逻辑有什么区别吗?

在中国再度面临究竟向何处去的重大转折时刻,我坚定地认为,我和汪晖的学术之争绝不是个人之争或左右之争。汪晖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世纪的宏大叙事,是要为一党永远执政提供新的合法依据,是要把世界历史置于中国革命的价值系统中,把中国革命及其政权塑造成世界普遍正义的终极来源和终极裁判。毫无疑问,汪晖新的理论主张不仅远离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而且也和西方左翼传统始终坚守的政治民主立场相去甚远。基于左翼或右翼的立场与汪晖的理论之争,绝不可能是左右之争,而只能是文野之争——文明和野蛮之争。因此,在这样的时刻,自由主义者如果不能像雷蒙·阿隆那样主动承担起批判野蛮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历史使命,坚守住天命赋予知识人的基本德性,那将是不可饶恕的失职。诚如阿伦特所说:“思想风暴的表征不是知识,而是分别善恶、辨识美丑的那种能力。而这在那罕见的危机时刻的确可能阻止灾难。”[12]这是真正的思想者在亲自见证了历史的至暗时刻人性的力量后向人们发出的忠告,经由文明与野蛮的终极体验所构成的个人生命中最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对依靠暴力、镇压与欺骗而苟且偷生的一切理论,坚决说不!

《评汪晖的革命史观》后记

本书收入了我写于2020年5月至 12月批评汪晖著述的五篇文章,其中前四篇文章:《革命者的胜利意味着什么?——评汪晖的“革命者人格”和“胜利的哲学”》、《汪晖的“海德格尔时刻”》、《知性的蒙蔽与德性的沉沦——关于“海德格尔时刻”的再思考》、《非常时期的道德事件与道德践行者——从阿伦特看中国知识人的道德状况》,在自媒体上发表后,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革命招魂?——评汪晖新著<世纪的诞生>》,写于2020年9月,12月完稿后发给台湾《思想》杂志,总编辑钱永祥先生迅速回复,告知我全体编委阅后一致同意尽快刊发,但受疫情影响,文章延至2021年9月在《思想》杂志第43期上全文刊布。在华文世界,《思想》杂志的学术影响力自不待言,编委会秉持客观中立的立场,超越党派意识,为不同思想之争创造了一个高水平的公共平台,其学术伦理值得高度尊重,尤其是在当下中国意识形态冲突和左右严重撕裂的情况下,更是弥足珍贵。

从思想上和学术上对于汪晖近三十年来的理论著述进行系统性批判,是我“世纪批判三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汪晖新近展开的“世纪叙事”——关于20世纪中国的新的三卷本的创作计划,也是激发我对此作出回应的一个外部因素。在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普遍沉陷于“致命的自负”而对来自于新左派的挑战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我决不能听任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新左的理论与学术包装下向全世界推销,我将尽自己所能愿意站出来“单挑”汪晖,与他进行正面的理论交锋。当然,这是我总体性反思20世纪的左翼、革命与改革问题的一个章节,对世纪性问题的思考与反省需要基于宏阔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这不是对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战斗,而是对盛行于20世纪的左翼运动、革命浪潮和改革历程的批判性反思与理论重构。在此,我愿意宣布这项写作计划,在三年时间里完成“世纪批判三书”,第一卷: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第二卷:世纪的乡愁——革命共同体批判,第三卷:世纪的梦幻——改革共同体批判。对汪晖的系列批评将置于第一卷的理论框架内,也就是从左翼共同体的历史逻辑中来观察和评价汪晖理论著述的性质及其与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基于我批评汪晖的文章已经在公共和学术领域引发了广泛关注,纽约博登书屋邀请我将这部分文章先行编辑单独成书,以中英文版同时向全球出版发行,我经慎重考虑,同意按此方案进行。博登书屋以及《当代中国评论》在荣伟、罗慰年等领导下,成立以来短短两年时间,即出版了十余种中国学人的优秀学术专著,目前已成为华文世界中一个独树一帜的学术平台,我的著作能再次在这里出版,我深感荣幸和欣喜。博登书屋在2020年出版了我的评论集——《新盛世危言:荣剑时政评论录2012-2020》,该书迅速引发日本朋友的关注,日文版正在翻译中并将在日本出版发行。由此可见博登书屋的学术影响力以及它不断地凝聚华文世界的学术资源和理论研究成果,正日趋引起海外学术界、大学、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其编辑团队高效的工作作风也显示出一个新生的出版机构蓬勃兴旺的发展势头。

孔子的弟子曾子向他的老师承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其实是中国知识人向历史的承诺。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度,知识人都肩负着天命赋予的历史使命,承担着批判一切违背人性的旧制度的历史责任,即使作为个体的知识人在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时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但基于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抵抗永远不可缺位。否则,如托马斯·索维尔所告诫的那样,“一个没有任何抵抗意志的社会,最终只有承受崩溃的命运,而绝不可能在那些无所忌惮又残暴无比的力量面前得以幸免。”[1]我将以此自勉。

                                   2021年9月28日于北京菓园
    【后记注释:[1] [美]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张亚月、梁兴国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373页。】


[1] [法]尼古拉·巴弗雷:《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时代》,《雷蒙·阿隆回忆录》,杨祖功、王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页,第5页。

[2] 同上书,第7页。

[3] [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9页。

[4]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0、11、

[5] 需要指出的是,汪晖将宋代视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的相关论述,以及他强调用中国“内在的视野”来观察中国社会演变的观点,充分借鉴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宋是中国近世(前现代)之开端,英国新左派学者佩里·安德森关于宋代现代性的论述——认为中国宋代在技术上已达到了西方现代水平,中国学者余英时提出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理路”说——中国思想变迁不完全依赖于外缘因素,而主要是源于内在发展的动力。汪晖把这些思想资源转化为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的历史和思想叙事。

[6]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第38页。

[7] 2013年,汪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一次访谈中认为,他可能是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被攻击最多的一个人,他“不喜欢被归类,也不喜欢标签”,“我不否认存在左右分化,并不害怕也不拒绝‘左’这个词,但不愿意被标签束缚。”他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于“批判的知识分子”,他对“批判的知识分子”的解释是:“批判不等于简单地否定,批判也包含着建设,包含着创造性,……批判的知识分子也意味着自我反思。”针对记者提到他的很多观点和言论是在为体制辩护的问题,汪晖的回答是:“我丝毫没有低估中国政治制度、包括政党体制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但并不像这些媒体知识分子那样,将他们心仪的西方政党制度设定为改革的目标。”(此文转载于“乌有之乡”网站m.wyzxwk.com 2014年12月19日。)

[8] 参阅清华大学网站清华主页-清华新闻-头条新闻,2013年10月22日。

[9] 新闻来源:http://www.360doc.cn/outlink.html?url=http://www.globalview.cn/html/societies/info_22679.html

[10]“汪晖抄袭事件”的相关报道可参阅百度百科“汪晖抄袭门”。

[11] [美] 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张亚月、梁兴国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4页。

[12] [美]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杰罗姆·科恩编,陈联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8页。

来源:中美印象
更多>>
返回顶部 电脑版